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事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是市域社會治理的主要任務。在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中,將“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作為11個試點項目之一,既要求所有試點地市均對照項目要求、推動工作,也指導130個認領該項目的地市集中力量、重點創新。
近日,以“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為主題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創新研討班分別在江蘇南通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召開。130個試點地區黨委政法委主要負責同志和各省級黨委政法委分管負責同志大致分為南片區和北片區參加了會議。各地在會上圍繞貫徹落實第六次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交流會精神,從鄰里和家庭矛盾風險防控、房地產和物業領域矛盾風險防控、涉眾矛盾風險防控、涉疫及其他突出矛盾風險防控、矛盾糾紛調處平臺建設5個領域做了深入交流,一批可復制、可借鑒的典型經驗得到推廣。
以家事“微治理”促進社會“大平安”
家庭穩則社會穩,家庭安則社會安。
今年3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千工坪鎮新村發生一起子女撫養糾紛案。村民龍某和石某老年喪子,后與兒媳和3個孫子孫女一起生活。去年夏天,兒媳因家境貧困扔下老人和孩子后不知去向。年邁的老人沒有能力撫養孩子,兩位老人來到鳳凰縣人民法院山江人民法庭尋求幫助。鳳凰縣委政法委積極參與協調,與山江人民法庭和駐村干部商討幫扶政策,找到了老人的兒媳,通過多次勸導和調解,雙方達成撫養協議。
2020年以來,湘西州共調處婚戀家庭矛盾糾紛4780件,化解率達95.1%。
湘西州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袁新天介紹說:“我們堅持‘防’‘調’‘建’三字文章做實家庭婚戀鄰里糾紛化解工作,以家事‘微治理’促進社會‘大平安’。推行‘三會一獎’模式和‘三二一’工作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村、社區通過議事會立規、理事會聚力、鄉賢會儲能、積分獎揚德,推動民事民調、民事民管、民事民議,不斷夯實基層社會治理之基。”
各地在防范化解鄰里、家庭矛盾風險中,深入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多措并舉不斷提高防范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提升群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近年來,由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民轉刑”案件呈多發態勢。
對此,山西省晉城市創新“五色”分級預警聯動處置辦法——由黨委政法委牽頭,婦聯、法院、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有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形成黨政主導、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工作新格局。該處置辦法實施后,去年10月至今,全市因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為零。
廣西壯族自治區建立婚姻家庭服務、中小學心理健康和生命教育指導體系等“1+N”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實現心理服務全域覆蓋,婚姻糾紛調解委員會、婚姻糾紛調解室、婚姻家庭矛盾糾紛調處專業團隊為家庭筑牢愛的“防火墻”,推動婚姻家庭矛盾糾紛調處工作再上新臺階。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小家”連著“大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阿拉爾市建立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四德”評議體系,把以“忠誠、擔當”為內核的“三五九旅”優良傳統細化為守法、誠信、家教家風等40多項評議指標,開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評選活動,1戶家庭獲全國最美家庭、5戶家庭獲兵團最美家庭榮譽稱號,引導居民群眾由“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轉變,筑牢社會治理的道德基礎。
會議現場,各地代表圍繞會議主題踴躍發言、氣氛熱烈。
云南、貴州、廣東等地發言代表還提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可行性治理方案,為各地婚姻家庭矛盾糾紛精準有效化解提供了有益參考借鑒。
以物業管理“新創新”打造安居和諧“新家園”
“我家終于能裝電梯了,以后再也不擔心爬樓這個難題了!”
迎著清晨和煦的陽光,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東新街道某小區一名老人一大早就來到沁苑社區簽訂《加梯項目協議書》,當加梯惠民工程覆蓋到自家時,她難掩心中喜悅。
近年來,杭州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率先啟動在既有住宅加裝電梯,調處化解加梯糾紛,方便居民出行,形成了和諧加梯的“杭州方案”。目前,杭州已累計為老舊小區加裝電梯3665部、惠及住戶約4.4萬戶。
杭州市民普遍反映:“越來越多的老舊小區安裝了電梯,實現了樓上樓下‘一鍵直達’的功能,戶戶享受便利的生活條件,再也不用羨慕新建小區的電梯了,居民生活幸福指數大幅提升。”
物業服務聯系千家萬戶,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抓住物業問題,就抓住了社區群眾所思所盼。
江西省南昌市在破解物業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工作中,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的重要力量,聚焦小區物業管理服務、矛盾化解等難題,堅持以“紅色物業”激活社會治理,有效提升社區治理能力,不斷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南昌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說:“‘紅色物業’把基層黨建工作與社區物業有機融合,把群眾呼聲與基層黨建工作有機融合,把社區物業服務企業打造成基層黨組織聯系服務群眾的工作平臺,把社區物業服務人員打造成黨的工作隊伍,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為推進南昌市社會治理現代化貢獻力量。”
物業企業黨組織書記兼任社區黨組織職務,優秀物業企業負責人擔任社區兼職委員。這是鄂爾多斯市積極探索“紅色物業”工作的有益嘗試。
“鄂爾多斯市將物業企業建立黨組織情況、開展黨的工作等情況作為物業企業信用評級、項目招投標的重要依據,推動建立黨組織領導下的居委會、業委會、居民理事會、物業企業‘五位一體’議事協調機制。”鄂爾多斯市委政法委書記邢征表示,在強化法治保障方面,鄂爾多斯市建立質價相應的物業服務收費價格調節機制,切實加強對物業收費行為的監管,建立區、街道、社區、人民法院“3+1”物業糾紛調解組織體系,就地化解物業矛盾糾紛。
作為西部老工業基地,陜西省寶雞市有因歷史原因從單位房、房改房、集體房等演化形成無物業、無主管部門、無人防物防的“三無”小區656個,占全市小區總數的21%。
寶雞市委政法委書記趙甲宏說:“近年來,寶雞市將黨的組織建設延伸到‘三無’小區,通過單獨組建、聯合組建、選派黨建指導員的方式,在‘三無’小區組建了131個黨支部,選派183名黨建指導員,構建起市縣黨委統一領導、鎮街統籌安排、社區協調推進、小區黨小組發動實施、駐地單位共駐共建的‘微治理’體系,有效防范化解物業領域矛盾風險。”
更好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源頭助力社會穩定
“非常感謝教育部門給我們的建議,讓我們在學生體質健康發展上尋找到突破口,設立了‘花樣跳繩’項目。未來,我們希望在素質教育的大道上越走越寬。”江蘇鎮江丹陽市某培優機構負責人小武心情激動地向教育局社會教育科工作人員說。
鎮江市作為江蘇省義務教育“雙減”試點城市,在義務教育“雙減”政策落地以來,圍繞“治亂、減負、防風險”的工作要求,創新工作機制、科學施策,校內校外雙向發力,既助推了培訓機構的轉型,也確保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有效減輕,不斷提升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平穩有序地推動義務教育“雙減”工作走深走實,從源頭上減少可能引發的矛盾糾紛。
為有效防范化解涉眾矛盾糾紛,各地堅持維穩與維權相統一、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服務保障民生、維護社會穩定。
近年來,隨著“拉面經濟”的不斷發展,如何服務管理好18萬海東籍拉面產業外出務工人員,成為青海省海東市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課題。
為破解拉面產業外出勞務矛盾糾紛點多、線長、面廣的難題,海東市以市縣兩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為中心,以拉面產業外出務工人員密集省份和地區為基點,籌建拉面產業管理服務駐外辦事處或外出務工人員矛盾糾紛調解委員會,在全國設置46個拉面經濟服務辦事處,全方位、多角度開展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使外出務工人員切實感受到來自千里之外家鄉的關心。
廣東省汕頭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陳志文介紹說:“汕頭市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擺在市域社會治理突出位置,建立‘摸排檢查-糾紛化解-風險消除’的防范化解涉眾金融矛盾風險工作閉環,創新‘投訴熱線+仲裁委+法院’金融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模式,盡可能幫助群眾減損,有效提升了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
北京市門頭溝區將根治農民工欠薪全面融入地區矛盾風險化解工作,對近3年在建項目欠薪案件發生頻次、五項核心制度落實、行政處罰、嚴重違法失信等情況進行綜合研判,創新制定《門頭溝區建設施工領域分類分級監管試點工作方案》,將全區在建施工項目按欠薪風險劃分ABCD四個風險等級,實行差異監管。3年來,主動為1184名勞動者追回工資1566.91萬元,未發生一起群體性討薪突發事件。
盯牢糾紛易發重點領域精準施策綜合治理
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社會矛盾集聚可能演變為重大風險。及時化解市域內多發易發風險問題,是打造平安穩定社會環境的重要基礎。
四川省遂寧市在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工作中緊盯農村土地流轉風險,運用“三四五”工作機制,縣、鄉兩級激活農村土地流轉經營權,讓“沉睡資產”煥發生機,激發農村發展活力,助推農民增收致富。
2013年9月,遂寧市安居區某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安居區馬家橋村農戶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因合作社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2019年,合作社拖欠土地流轉租金80余萬元,農戶向合作社催要了幾次租金后,合作社負責人便不再接聽農戶電話,引發矛盾糾紛。安居區為了有效維護農戶合法權益,引導其解除了與合作社的土地流轉合同,對于有經濟效益的土地,決定由村集體自主經營,2021年實現收益120萬元。至此,一起因土地流轉引發的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化解,農民增收致富,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
據遂寧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波濤介紹,遂寧市建立土地流轉分級審查制度,縣鄉兩級按流轉規模,分級審核流轉土地用途,嚴把產業類型、經營內容及項目關,健全“五大機制”,有效提升了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能力和水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圖木舒克市各街道、團場打造“聯合接訪+訪調對接+多元化解”平臺,建立基層矛盾糾紛調處中心217個。完善首接首辦、接訴即辦、直轉快辦、跟蹤督辦“四辦機制”,提升群眾滿意率和一次性化解率,減少重復訪。針對信訪問題集中、群眾意見較多的團場、連隊,師市組成法檢公司聯合調解小組,實現信息聯通、矛盾聯調、隱患聯防,源頭吸附化解矛盾33775件,集中化解欠薪欠款積案183件,惠及群眾1917人,涉及金額9656.42萬元,實現涉勞動保障信訪矛盾總量、占比“雙下降”。
為有效根治醫療矛盾糾紛領域的“疑難雜癥”,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成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入駐石嘴山市矛盾糾紛調解中心,聘任3名具有較強專業知識和調解技能、熱心人民調解事業的退休法官、律師從事專職醫調工作,受理醫療糾紛575件,經調解,自愿達成調解協議489件,調解成功率達85%,調解后反悔率為零,醫療機構賠付金額2500余萬元,有效維護了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為推進平安醫院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圍繞如何更好地加強市域社會治理,紓解“民之困”提升群眾滿意度,與會代表們充分交流發言并進行了熱烈探討。代表們一致認為,各地要認真對照中央政法委、省級政法委有關要求部署,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牢把握新時代社會治理新要求,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為助推各地市域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搭建調處“大平臺”用好解紛“金鑰匙”
“就像醫院的前臺問診、分診一樣,我一進來,窗口工作人員就帶我到相應窗口。”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沈先生因為成功化解一起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后心情激動地說。
近年來,湖州市按照標準化建設、數字化賦能,打造矛盾糾紛高效化解“終點站”。將矛盾糾紛“最多跑一地”落到實處,5個縣級矛調中心、74個鄉鎮(街道)矛調分中心、1185個村(社區)矛調工作站在全省率先實現全覆蓋,打通“解紛經脈”,實現90%以上的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在縣級以下。
遇到矛盾,碰到糾紛,一個地方就能“找到說法”。
今年5月,江蘇省海安市曲塘鎮虹橋社區發生一起保健品消費糾紛案。多名居民向網格員反映相關產品效果不明顯,虛假宣傳,且屬于“三無產品”。曲塘鎮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接到反映后,對固定證據、追贓挽損、行政處罰等工作進行集中協商,綜合評估社會穩定風險,成功化解一起社區矛盾糾紛。
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曉斌介紹說,南通市立足實戰、實用、實效導向,建設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吸納鑒定、仲裁、公證、保險等社會資源,實現群眾只進一扇門、化解全流程。健全受理交辦、多元解紛、考核問效等聯動機制。打造“1+5+8+N+X”架構的社會治理智能化綜合平臺和“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信息管理系統”,努力將苗頭隱患止于未發、解于萌芽。
各地在矛盾糾紛調處平臺建設中,不斷深化科技應用,開發更多一線工作者實用管用、廣大群眾易用愛用的社會治理場景,為基層賦能減負。
河北省石家莊市研發了包含網格化服務管理、綜合執法管理、綜合指揮調度、社會治理等模塊的一體化社會治理綜合指揮系統,部署到石家莊市各級社會矛盾多元化解中心,實現了社會治理信息的統一接入、統籌利用。目前全市市縣鄉三級和1200個行政村已接入綜治視聯網系統,在多元化解中心通過視聯網可實現市、縣、鄉、村四級高保密、扁平化指揮和會議調度,在疫情防控、應急處置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打破“信息孤島”,打通數據流通渠道。
甘肅省酒泉市依托社會治理聯動調度平臺,各縣(市、區)探索研發了“肅州管家”“活力網格”“群眾爆料”“智網瓜州”“微網格·大治理”等多種便民小程序或手機App,為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研判提供智治支撐。探索“網格+12345市長熱線”模式,將12345市長熱線并入網格管理系統,制定“雙派單處置流程”,實現“1+1>2”的效果。
酒泉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曹建宏表示:“在創新信息數據共享機制方面,酒泉市建立公共數據庫,實現‘一次錄入、大家共用’和‘一個數據用到底’,進一步實現通過數據分析研判,對矛盾風險進行預判和提前化解,增強了工作的預見性和針對性。”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與會代表們一致表示,各地將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進一步強化目標導向,堅持底線思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著力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努力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以確保市域成為重大風險終結地的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